15年“春风化雨”平安浙江的大智治制

中新网杭州12月31日电(柴燕菲 赵晔娇 郭其钰)在浙江,有一座象征着“平安”的鼎。夺鼎难,连续3年成为平安市、县(市、区)才能拿到平安鼎;守鼎更难,连续12年才能捧得平安金鼎。

“湖滨晴雨”民情民意工作室。下宣 供图

一张长桌,两排椅子,杭州“湖滨晴雨”民情民意工作室就坐落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区。平日里,民情观察员们围坐在长桌两旁,一起讨论“家务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浙江,率先从省域层面开展的平安建设探索为治理现代化擦亮了平安底色。

汪某虽然年轻,却是走私老手,他曾因走私犯罪被判刑,目前还在缓刑期中。因为走私犯罪被海关缉私部门查出过,并且经法院作出了有罪的判决,这一次是汪某的重操旧业。经过缉私人员的教育后,汪某自知抵赖不过去,最终承认自己涉嫌走私手表。

前段时间,王女士4岁的儿子在杭州某童装市场附近走失。杭州江干公安分局接警后,运用“不见不散”寻人机制,通过视频监控和大数据分析,还原了孩子的行走轨迹,很快就在一处岗亭附近找到了孩子。

15年来,虽然历经党政换届、人员变动,但平安浙江建设坚持一张蓝图、一个目标,该省刑事发案、信访总量、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始终保持“零增长”。“难夺”的平安金鼎,在浙江各地已有70余座。

“我们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晨表示,统筹抓好“经济报表”和“平安报表”,就是要做到经济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平安建设就提升到哪个水平。

平安,是治国者的宏大理想,也是老百姓的朴素追求。2004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平安省份,力争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从“小治安”到“大平安”,平安浙江的15年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正助浙江走向社会治理现代化。

犯罪嫌疑人 汪某:我又涉及刑事案件?这是要拘留,是吧。

发展与稳定如何并重?富民与安民怎样共进?2004年,浙江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决策,指出“富裕和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这种治理模式在架构设计上就是要社会参与,让社会组织、民众都能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政府的负担也会减小,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则会更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评价。

15年潜心耕耘,平安浙江建设从精致的“盆景”到精彩的“风景”,“平安成果”花开满园。在高质量发展时代,一个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其赋予着新的寓意。(完)

浙江嘉兴全闭环智能化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嘉兴政法 供图

发布会上,上海高院通报自今年9月1日至12月25日,上海法院共受理涉临港新片区案件2487件,审(执)结2104件。从收案数量看,新片区设立以来,区域内涉案数量总体平稳,但其中的知识产权、金融、涉外商事纠纷等类型案件收案数量上升幅度明显,同比分别上升133%、16.67%、11.76%。(央视记者 俞翔 洪敏)

每个月初,一张“经济报表”,一张“平安报表”,都会摆在浙江各级党政领导的办公桌上。多年来,“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已成为该省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

“我们必须向智能化建设要效率、要生产力。”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晨明确表态,“可以说没有智能化就很难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就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绿皮书就此认为,机器人和AI是“自动化”的新阶段,更强调人机协作的关系,并非完全“机器换人”,新技术使操作技能更易掌握,低技能工人不会被直接淘汰,主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岗位转换,不会对制造业带来“就业破坏”。机器人、AI的使用会增加中国制造业全部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收益,人力资本水平高、技能要求高的岗位和职业获得工资溢价更高,新技术采纳带来的技术溢价增加了不同技能和职业之间工资差距扩大的趋势。(完)

缉私人员:公安机关办案,你涉嫌刑事案件。

“智能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指出,智能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应用,要用“痛点”发现需求、倒逼建设,用数据扫除盲区、触达管理,推动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粗放向精细转变,进一步提升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

广州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侦查科副科长 朱欣然:他是在境外囤积货物,待消费者在他们的网店下单之后,伺机通过伪报品名,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入境,获取高额的利润。货物是零库存的,这也是他们逃避打击的一种手法。 

老旧小区停车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民情观察员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民情观察员张鑫泽认为,以立法来规范停车治理和小区管理,对提升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民情观察员张秋国说,“希望杭州出台相关条例来整治和规范当前机动车停车泊位无序管理的乱象。”

当天发布的绿皮书针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就业形势变化提出十个方面的预判:一是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持续并存,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二是劳动力市场供需保持基本平衡,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持续存在;三是人口素质水平全面提升,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条件增强;四是劳动生产率出现行业分化,配置效率来源从三大部门之间转向产业内部升级;五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全面影响劳动力市场,岗位结构和技能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六是非标准就业成为普遍现象,用工方式和劳资关系出现重大变革;七是就业“服务化”倾向继续加深,就业创造与生产率提升出现两难矛盾;八是劳动力市场区域不平衡加剧,局部地区出现就业需求不足;九是人口流动格局进入新阶段,就业“本地化”与分化现象并存;十是就业韧性将面临持久考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就业风险。

如其所说,近年来浙江在平安建设中打破基层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模式,健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网状治理模式,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作用,充分释放微主体的大能量。

社区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只靠政府工作人员,难免挂一漏万。当地居民郑欣说,“民情观察员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小、微,但是具体、直接,给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

缉私人员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汪某以星某贸易公司的名义,在境外定购各类中高档手表后,以邮递、水客带入等多种手段将这些手表走私进境。

针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绿皮书指出,机器人对于普通工作岗位存在替代效应,但并不会带来突出的“就业破坏”效应。绿皮书课题组研究估算显示,新技术应用对中国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替代率为19.6%,但同时增加了认知和技能水平较高及“人机协作”操作和管理服务的工作岗位需求,由于劳动力成本与新技术采纳成本的权衡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新技术使中国劳动就业岗位流失的规模最终取决于人工智能引导传统产业彻底变革的速度和程度。

由“一把手”担任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此前在各地也不多见,而平安浙江建设让这样的机制成为常态。各级党委均建立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目前浙江已结成一张覆盖全省的服务“大网”,共划分6.9万个网格,配备30余万名网格员。还有200多万群众主动加入到平安志愿者队伍中,杭州的“武林大妈”、湖州的“平安大姐”、桐乡的“乌镇管家”……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网上网下,成为城市平安最稳固的基石。

时间回到2003年,彼时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的浙江首先感受到了“成长的烦恼”,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不断上升,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不断出现新情况,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

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看来,“平安浙江建设不是就平安论平安,而是把社会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作用。”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15年探索实践,浙江成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为“中国之治”贡献了平安之制度、平安之治理、平安之智慧。

公安机关探索人脸识别技术,从发现犯罪嫌疑人至报警平均用时只需10秒;法院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案件庭审记录实现“机器换人”,用时缩短20%以上……在浙江,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已成为政法机关“一把手”工程。今年上半年,该省政法机关通过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共办案10.47万件,跨部门协同渐成常态,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犯罪嫌疑人 汪某:各位能给我说一下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建设浙江特色基层治理体系”,是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的题中之意。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50多年来浙江社会治理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使平安建设的根基坚如磐石。

“当时没想到孩子40多分钟就被顺利找到,现在发达的技术让我们老百姓更加放心。”王女士称赞。而“不见不散”寻人机制的核心,就是借助“互联网+”资源优势,实现信息共享最大化,从而开展的“在线找人”。

杭州江干警方“在线警务”。江干公安 供图

创新理念下,一系列机制应运而生,回应群众对平安建设新期待。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当社会从信息时代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也考验着平安建设的智慧。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目标。此背景下,以智能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记者注意到,《实施意见》内有多项重要创新举措:包括积极推动设立上海国际商事审判专门组织;探索国际商事审判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专家咨询与陪审机制,组建上海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探索选任具有商贸领域专业知识的港澳台同胞担任人民陪审员,参加相关案件审理调解,完善域外法查明和适用机制等。还将探索受理没有连接点但当事人约定管辖的国际商事案件,即“离岸案件”;支持境内外仲裁机构在新片区依法开展仲裁业务;探索完善庭前诉答程序;借鉴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经验,强化当事人庭前及时、广泛、充分披露和交换证据,防止“证据突袭”;探索开展二审简单案件独任制审理改革试点;探索由律师、社会中介机构协助送达等机制。另外,探索外籍当事人使用英语参加诉讼活动;探索制作裁判文书英译本在互联网进行公开发布。